清漓深处 65cm×138cm 

文 /黄伟林


中国山水画题材经历了一个从北向南的转移过程。唐代山水画主要以中原山水为原型，宋代山水画主要以江南山水为原型，清代山水画出现了岭南山水的元素。民国时期，桂林山水逐渐引起了山水画家的重视，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和关山月等大家都曾涉足桂林山水绘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林山水一度成为中国山水画的主题内容，李可染、宗其香、白雪石和吴冠中等名家的桂林山水作品很多都是中国当代山水画的经典之作。

“中国水墨画的精髓在桂林”，这是众多山水画家朝圣桂林的原因。山水在中国，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山水不仅是自然山水，更是文化山水。如是观之，所谓“桂林山水甲天下”，就不仅指桂林的自然山水秀甲天下，而且也包含了桂林文化山水的隽永含蓄。

白晓军的水墨写生作品就是在自然山水之外，增加了大量文化山水的元素。比如画面主体为漓江两岸连绵的群山，但画面聚焦之处却是群山深处的民居。作者显然是在提醒观者，不仅要关注自然山水之美，更要关注文化山水之韵。自然山水构成了桂林山水的气势和魅力，文化山水则传达出桂林山水的和谐与奥妙，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自然山水与人文景观不分轩轾、互相衬托。

白晓军的水墨写生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山水的沧海桑田，看到了文化山水的变动不居，看到了作者面对生生不息的自然山水时的内心世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桂林山水画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山水向文化山水位移的内心变迁，同时，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他笔墨精神的升华。

纵观白晓军数十年的山水作品，我为之提炼出一个表达：天地人之和谐。所谓“天”，说的是时代之风气；所谓“地”，说的是大地之风景；所谓“人”，说的是个人之风格。白晓军的山水作品，既有秀美的自然山水，也有繁富的文化山水，更有幽静的心灵山水。他出发于大地风景之美，感发于时代风云之变，觉悟于个人风格之立。白晓军的“天地人”，因缘于国运之天时，植根于桂林之地利，成就于自我之人和。

白晓军是幸运的，他能够用水墨之痕呈现其内心之迹。自然山水是直观的，它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角，令人震惊；文化山水是含蓄的，它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给人感动。人在年轻的时候更容易被自然山水吸引，当有了更多的知识和阅历之后，才更会沉迷于文化山水，获得山水于自然之外给予人的文化体验。

熟悉桂林山水的人都知道，白晓军的水墨写生，大多是以桂林城区的名山胜水为题材。这些名山胜水，既是自然景观，又是人文景观，或者说，是饱蕴人文元素的自然景观，是自然与人文天人合一的文化山水。自唐代以来，一代又一代政客文人，已经在桂林城区这些天然的名山胜水身上，嵌入了各种文化元素。天工变成了人文，山水被人文浸染、浸润甚至浸透。可以说，白晓军笔下的每一个人文景观都镌刻了历史，砌进了故事，积淀了乡愁。

著名美术评论家苏旅先生在《山水之厚——观白晓军近作有感》中，谈到了白晓军的近作“给桂林山水平添几分文气”。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妨这样认为，是桂林这些文化积淀深厚的山水，亦即文化山水，给白晓军的水墨写生植入了深沉的文化底蕴。

靖江王府曾经是白晓军的单位所在地。他熟悉靖江王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齐白石就画过独秀峰，其挺拔的姿势、孤绝的风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白晓军面对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相守的独秀峰，他的摹写重心出现了偏移。他关注的不再是独秀峰的全景姿态，而是独秀峰的典型细节；不是独秀峰的自然生态，而是独秀峰的人文蕴含。如果说白晓军早期山水画主要是与自然对话，那么，近年来白晓军的水墨写生，则有明显的与历史对话的态势。他的知识储备、他的生活阅历、他的思想境界，使他已经有能力经过自然山水进入文化山水、心灵山水的幽境。

纵观白晓军数十年的山水作品，我为之提炼一个表达：天地人的和谐。所谓地，说的是大地之风景；所谓天，说的是时代之风气；所谓人，说的是个人之风格。白晓军的山水作品，既有秀美的自然山水，也有繁复的文化山水，更有幽静的心灵山水。白晓军出发于大地风景之美，感发于时代风云之变，觉悟于个人风格之立。这是白晓军的天地人：他植根于桂林之地利，因缘于国运之天时，成就于自我之人和。（注：作者黄伟林为广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