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卧东篱   40cm×52cm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罗丹的这句名言强调了“发现”对于审美的重要性。的确，生活中的美无处不在，但是由于“习见”和“短视”，或者受某些观念遮蔽，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美的存在，尤其是自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之美。艺术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人，就在于他的审美触须更为发达，能够敏锐感知一切美好的事物，通过“凝视”或“静观”，见人所未见，闻人所未闻，善于捕捉到烟尘中的诗意、寒夜里的微光，并通过“陌生化”的形式将那微妙的美传达出来。

黄少牧习画经年，逐渐炼成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能够从寻常与凡俗中提炼诗情画意，直抵审美之境。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山水画、花鸟画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臻高度成熟。一代又一代的画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提炼出许多经典的山水、花鸟图像范式。这些审美范式已然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人欣赏中国画最能心领神会。图像范式在形成之初，无不伴随着艺术家原初的生命悸动与激情勃发，包含着巨大的创造智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模式化，逐渐失去生命的温度和光泽，丧失创造活力，陷入“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的窘境。那么，当代的画家在绘写山水、花鸟时，又有怎样的动心“发现”呢？少牧对这个问题显然有着深入思考。他在传承中国画技法的同时，一直沉潜在生活之中，努力以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试图创造新的审美图式和表现方式。

综观少牧的作品，多以江汉平原常见的乡村风景为素材，举凡牛筋草、水蓼、紫苑、慈姑、狗尾巴草等野花野草，灰喜鹊、水鸭、白鹡鸰、小狗等寻常鸟兽，皆是他画中的主角。他避开了传统山水画、花鸟画的常见题材，也就避开了人们习见的审美图式。在反复的绘写中，他将自己“发现”的素材提炼成为“这一个”艺术形象。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形象正在呈现某种审美图式的萌芽。

当然，少牧并不满足于对生活之美的简单描摹。中国画本来就是表现人的灵性之术，一个优秀的画家在追求外在形象真实的同时，还应追求内在生命的真实。少牧深谙艺术创造要从生命的根柢出发，因此他在观照山水、花鸟时倾注了深沉的生命感受，譬如童年之恋、家园之爱、自然之思，还有那淡淡的乡愁。这些生命感受又通过对“境界”的追求来得以实现。所谓境界，是指艺术家在对表现对象的妙悟中创造出的价值世界，包含着他的生命感觉和人生智慧。就如石涛在《题春江图》中所言：“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月随我起。”细品少牧的画，具备写实的特点，但又是高度意象化的——他善于营造心像，在物与我的沟通交流中注入生命活力，实现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统一，实现了中国水墨艺术与人文精神的交融。像《故园晨韵》《南渡晓烟》《晨光》《老墙夜话》《清风起时》《空谷幽鸣》《腊月》等画作，既是自然赞美诗，又是生命交响曲，充满了对平凡事物的爱与怜惜，达到了“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物我交融境界……如果深入解读，还会发现少牧的画中充盈着中国文人画一贯追求的“静气”。自董范李郭二米以降，历代画家“画至神妙处，必有静气”。如倪瓒的山水不画人，他营造的是永恒的宁静之境；董其昌的那些空灵之作了无人迹，显得冷逸寂静。他们捕捉的是自然的妙意，筑造的是性灵的天国。少牧的乡野日常风景亦无人迹，笼罩着安详与宁静，弥漫着淡淡诗意，观之令人心静神怡。像这样的性灵之作，何尝不是疗愈现代都市文明病的良药？

作为湖北国画界的中坚力量，少牧已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画作水墨淋漓，清新秀润，意境悠远。在技法上，他远学八大、石涛，近则受冯今松亲炙，用笔潇洒灵动，线条简练洒脱，用墨浓淡相宜、干湿兼施。他尤其擅长用水，水能生韵，暗合了生命的内在律动。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虽大量用水，可是造形淡而不薄，笔法依稀可见，始终发挥着中国画的根本——线条的表现力。为了表现江汉平原润泽的特点，他还在传统笔墨中融入西画表现手法，注重对光影和体积的表现，为中国画创新作出了有益探索。

戴熙说过：画不仅要“可感”，还要“可思”。可感，指的是要生动传达生命的感觉；可思，就是要将感觉上升为能够打动人的智慧，启悟心灵。少牧的许多画作，既“可感”又“可思”。他借助“发现”的慧眼，一直在追求黄宾虹所言的“内美”。这个过程不仅是指对笔墨情韵的孜孜求索，还包含着一位年轻艺术家追求心灵解放和精神提升的努力。